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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说《刘跃进》:面对世界 这回我以胖瘦论

2007-11-5 17:07:17 来源:新浪娱乐 作者:孙聿为

电影《我叫刘跃进》海报


 

  我写作不是生活感动了我,而是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

  记者:在聊你的新作《我叫刘跃进》之前,咱先聊些别的。你算没算过,你写作多长时间了?

  刘震云:我大学毕业那年发表作品,1982年,算来也二十五年了。当时我二十出头,比现在的80后还年轻,转眼之间,也小五十了。这件事本身,让我非常拧巴。夜里做梦,还是当兵时候的事,十六七岁,指导员推门进来:“刘震云,经我们研究,你考大学的事,又不算了。”我拉着指导员的胳膊哭:“指导员,好不容易考个大学,咋又不算了呢?”一梦醒来,已经小五十了。倒也不是感叹岁月流逝,而是二十五年之后,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记者:过去你是什么人,现在又是什么人?

  刘震云:就写作而言,我家世的传承非常脆弱。我妈不识字,我妈她妈也不识字,到了我开始以文字为生,一梦醒来,后脊梁又出另外一层汗。我小时候有三个理想,一,到镇上做个厨子,和刘跃进的职业一样;二,到一个乡村戏班子里去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三,当一名乡村教员,在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中,想些自己的心事。这三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生活在我外祖母身边。是上大学把我害了,让我成了第四个人:作者。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外在身份的改变,对一个人并不关键,关键的是,第四条道路上,你遇到的全是前三条道路上不同的动物,你也就变成了第五种动物。

 

  记者:从《一地鸡毛》到《故乡面和花朵》,再到《手机》,从写作风格上,你有几次大的变化。回头来看,你对自己的变化满意吗?

  刘震云:一个作者,和厨子、敲梆子、乡村教员的最大区别是,后者的精髓是重复,羊肉烩面,今天要做得和昨天一样,否则就倒了牌子;敲梆子,更要重复,而且要重复到点上,否则就乱了;小学课本,也不能一学期一变,老师受得了,学生还受不了呢;但一个作者的价值,与上述职业恰恰相反,下一篇作品,要和上一篇作品不一样。一样就成了废话。当然这是一个常识,不是我发现的真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作者,都希望自己在写作的生涯中,有几次华丽的转身。我对自己的转身,判上六十分吧。所以说它及格,不是说它的舞台动作多么漂亮,而是这些转身我不是有意的,是这些作品本身要转身。这是转身和转身的区别。

 

  记者:说的具体点。

  刘震云:如果是一个人的身体,基本上还是从下往上走的。《一地鸡毛》说的是吃的事,小林的生活证明,家里的一块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故乡面和花朵》,到了人的脑子,相对于理性思维来讲,我们每天胡思乱想的价值,没有它的充斥,我们会不会自杀;到了《手机》,是探讨说对想的背叛,嘴对心的背叛,当我们的生活充满背叛和假话时,我们是多么地愉快。用句通俗的话,转身的过程,还算从形而下到形而上。

 

  记者:《我叫刘跃进》是不是第四次转身呀?

  刘震云:想这么做呀。不知这回能否转好。这回说的不是身之前,或身之中,而是心之间,出现的横七竖八的拧巴;这个拧巴,对于人类历史的伟大作用。过去说的是人和事,这回说说事的理儿。

 

  记者:“拧巴”这个词,好像就是从你这里来的。

  刘震云:“拧巴”这个词不是从我这里来的,我也是在生活中学的。它的近义词是“别扭”。所有的人和事都别扭着。更大的别扭是,所有人对这个“别扭”无能为力,大家还得按照这种“别扭”走。这样的结果是,走起路来不可能不走形,所有的细节和骨节点会出许多笑话,一个严肃和庄严的事情,结果变成了一出喜剧。一天十件事,有八件事拧巴着。它对我的伟大影响是,不单要写这样一篇作品,还改变了我的整体写作观,即为什么要写作。许多作者都说,他们写作,是因为生活感动了他,或愤怒了他,他有话要说。这是人和生活的直接关系。过去我也这么做过,但我现在与他们不同,我要写作,是因为生活的理儿拧巴了我,我试图通过写作,把骨头缝里散发出的拧巴给拧巴回来。是人和理之间的关系。这样做不单是为了写作,也是为了我自己。整天被世界拧巴着,不找个途径校正一下,恐怕离忧郁症就不远了。或者叫一种心理治疗。当然,我拧巴回来的道理,是不是另一种拧巴,那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想说的第二层意思是,这种拧巴不但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华民族,也通行于全人类。在人类的历史上,悲剧频仍;但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喜剧时代。但我说的喜剧,不是事件的可笑,而是一件庄严的傢具,内部楔和榫的不对接,傢具的表面,又油光水滑。

 

  记者:写作的二十五年,你还有什么变化?

  刘震云:我过去吃饭特别快,这一筷子夹的东西还没嚼完,下一筷子又塞到了嘴里。嚼的东西也是乱的。上了饭桌,五分钟,我就吃撑了。快五十的时候,我才学会了吃饭,可以慢一点,没人跟你抢;嚼完一嘴,再说下一嘴。我三十岁之前特别瘦,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开始胖了,有了双下巴。后来觉得脑满肠肥也有些喜剧,如今又瘦了。让我感到拧巴的是,当我重新瘦下来时,见到我的人都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才知道这个世界已被胖子统治着,我深受胖子理论的压力。在《我叫刘跃进》里,我把这个拧巴的理论又拧巴了一下。

 

  记者:是当成观察生活的一个角度吗?

  刘震云:起码算一个方法论吧。生活的内在重要,生活的外在也挺重要的。内在是通过外在表现的。《一地鸡毛》时,说起人来,我曾以老张老李小林论。街上走着的人万万千,每个人跟每个人的秉性都不一样,每个人怀揣的阴谋诡计也不一样。但到了称呼,我们都以老张老李计。而姓张的,在中国有几千万。久而久之,老张跟老张之间真差不多了。古代的衙役和押送犯人的公差,常叫“张千”“李万”,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到了《故乡面和花朵》,开始以男女论,比老张老李更好计算了,男女,世上只有两个人。这回《我叫刘跃进》以胖瘦论。基本的国情是,胖子统治着瘦子。

 

  记者:二十五年的写作,你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刘震云:我笨就笨在,对“极致”这个词,过去忽略和大意了,没有早一天与它成为朋友。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段话,一个词,或书中,或生活中,你与他晚交五年,你就会晚觉悟五年;这时对你的耽误就不是五年,而是十年。“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破万年愚”,“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生活中,把事做绝了,显得有些毒,绝了后路;但艺术与生活不同,艺术是另一场战争,讲究孤军深入,讲究置之死地而后生。当然,不是说一篇作品中要死许多人,那样又简陋了,而是活着的人内心的深入。同时它还表明,我深入思考的能力还很差,不但体现在细节上,更体现在作品的整体和结构上。我说的另一层意思是,它除了跟觉悟有关系,还跟功力有联系。当你觉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功力跟没跟上去,也是问题。有时苦恼还在这个地方。刚才我给自己打六十分,剩下的四十分,“极致”这词,要占二十五分。对不起读者是次要的,对不起自己也是次要的,你也对不起时间。

 

  记者:“极致”这个词,你是觉悟在《我叫刘跃进》之前,还是之后?

  刘震云:之前。所以这次我要把“拧巴”写得极致。当然,极致不等于凶狠;喜剧时代的凶狠,往往更荒唐,更好玩,也更幽默罢了。“极致”的另一层含义是,欲是“极致”,欲不能有意,不是你歪曲傢具的表面,表面还是油光水滑,是傢具的楔和榫,本身就错位得这么厉害。当然,这身是否转好了,还要时间来判断。

 

  羊吃狼是一种幽默,但我想要的,是雪山下的幽默

  记者:回到《我叫刘跃进》上,你曾说过,刘跃进是阿Q他外甥?

  刘震云:我回头又想了想,这种说法也不准确。鲁迅把阿Q写极致了,但他的极致,和《我叫刘跃进》的极致又不一样。阿Q是个癞痢头,又有些脑残,智商出了问题,引起对事物的判断有误差,最后糊里糊涂上了刑场。这样的极致,从外到里,都有些表面化了。我说这话不是不尊重鲁迅,而是《阿Q正传》本身,就是漫画化的作品。周先生写的时候,就是这么打算的。而刘跃进不漫画,他不脑残,他是我们每天出门看到的正常人。出门看到,关起门来也看到。或者,他就是我们自己。刘跃进精明极了,买根葱,买头蒜,事先都有算计。说过假话,占过小便宜,但也不杀人放火。如果把人分成羊和狼的话,他是一头像我们一样的羊。问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狼,都把自己打扮成羊,和蔼可亲,俗话说,“披着羊皮的狼”;而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大尾巴狼,装腔作势。刘跃进做人没有问题,活上一辈子,活个“善良”,或就剩下“善良”,虽然他还活着,但现在就这么盖棺论定,不会有太大的闪失。问题是,刘跃进像我们一样,智商虽然没问题,但思维的逻辑是混乱的;智商欲是聪明,逻辑欲是混乱。我们每天遇到的人,十个人,九个半是难缠的。难缠不是说他不善良,而是说起话来,跟他说不清楚。他会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第三件事,或把三件事说成一件事。照这样的逻辑办事,事情不阴差阳错才怪呢。当太阳照常升起的时候,我们每天遇到十件事,怎么会没有八件事是拧巴着呢?我写刘跃进,不是对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对这个人的思维逻辑感兴趣。这是我和以前写作,对人物感情的区别。

 

  记者:说起羊和狼,有人说,《我叫刘跃进》是一个羊吃狼的故事,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刘震云:它是一个什么故事并不重要,刘跃进是一个厨子,他丢了一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他在找包的过程中,又捡到一个包,包里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涉及到“狼们”的几条性命,许多人开始找刘跃进。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如果只是要写这么一个故事,我写不过三天,马上会失去兴趣。羊和狼的区分,就像胖和瘦的区分,无非是观察人和世界的一个角度,引起我兴趣的,除了刘跃进的思维,还有世界的偶然。我们出门上街,碰到每一个人,都是偶然。坐地铁两人挨着是偶然,街上两车相撞是偶然,有时杀人也是偶然。必然是一个规律,在生活中是重要的;偶然在生活中是不是另一种规律,同等重要呢?还有寻找,羊找羊不稀奇,狼找狼也不稀奇,因为一个偶然,羊在找狼,狼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急切,一波一折,都没有这么激动和撕心裂肺,就有点意思了。它似乎符合冥冥之中的另一种规律。但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当一件事变成另一件事,接着变成了第三件事时,在刘跃进面前,在刘跃进思维逻辑面前,出现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寻找刘跃进的人,因为秘密的丢失,也出现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当两种不可掌控的状态碰到一起,又会发生化学反应,出现第三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而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或大或小,我们每天都会遇到。而且出现的方式是突如其来。接着出现的是什么呢?啼笑皆非的拧巴,拧巴出的是悲剧,也是喜剧。

 

  记者:我从媒体上看到一个词,叫“刘氏幽默”,谈谈你对幽默的理解。

  刘震云: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味的人,一种是没趣味的人。没趣味的人,比例上要占百分之九十。在有趣味的人中,又分两类,一种人一说话你就笑,另一种人他说时你没笑,出了门你突然笑了,回到家洗洗睡了,突然又笑了;回家笑,跟出门笑又不一样,出门笑的是细节,回家笑的是整体。前一种人叫说笑话,后一种人叫幽默。还有第三种人,他说着说着把你说哭了,突然你“噗啼”又笑了。破涕而笑,啼笑皆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三种人,都不是我向往的。对于幽默,还有第四种人,他说时你没笑,事后也没笑,偶尔想起,在心里笑了,叫会心一笑。这时他笑的,就不是大海表面的浪花,而是海底深处的涡流和潜流。它们的根本区别是,前三种幽默笑的是词语,是事件;后一种幽默,说的是事件背后的不同的见识。前三种皆在表面,在山间或山头,后一种,被雪山覆盖着。前三种,笑完就完,后一种,保质期特别长。

 

  记者:我们谈一谈创作的初始,比如讲,你怎么想起来,要写刘跃进这么一个人。

  刘震云:对于写作,与作品中的人物相遇,我曾经跟朋友说过一个“去汴梁”的理论,因是肺腑之言,我愿意再说一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写什么,与谁相遇,皆是误打误撞,没想那么多。写了二十多年,突然悟到,你与你要写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相遇,也像坐地铁与谁相遇一样,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与坐地铁不同的是,一趟地铁坐下来,你与你身边的人一句话没有,而与作品中的人相遇,日日夜夜相伴,久而久之,就成了亲人。也许冥冥之中,你们本来就是亲人,无非在这个路口相遇了。觉悟到这一点十分重要,你从这个路口出发,从此知道你的写作不是你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是你的亲人,你们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这棵大树相遇了。“大哥,哪里去?”原来都是去汴梁。吸烟说话,又投脾气,于是结伴而行。走着走着,更熟了,开始说些各自的烦恼和压在心底的话。到了汴梁,因各自要做小买卖,两人揖手而别。过了多少年,再相互想起,相遇犹如当年。磕着烟袋说:“老刘也不知怎么样了?”它带来的结果是,你对这种缘分更加珍惜。两人的相遇,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人的一辈子,遇不到几个能说得着的人。于是,夜里躺到车马店睡觉,睡前说话,就可以说得更持久也更加深入。说着说着,鸡叫了,天也亮了。

 

  记者:在《我叫刘跃进》中,我发现你的语言也有大的变化,幽默之外,似乎更加简洁和沉稳了,一句是一句。你曾经说过,一个作家,要对自己的语种负责,这是你有意的追求吗?

  刘震云:不仅是我的追求,是每一个作者都应该做到的。这是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作者,与其他只把语言当话说的人的区别。比如讲,我们的脚是用来穿鞋的,而做皮鞋的,却要承担皮鞋发展的责任。当然,这种追求不能是表面的,语言只是枝叶,内容却是根本。语言的样式,应是内容自然生发的。至于《我叫刘跃进》的语言,不过有些家常罢了。这几年,我对“家常”这个词,有了新的认识。我也有过把一件事往深刻里说的阶段。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还在把事往深刻里说,证明他还没有到达深刻的阶段。到了深刻的阶段,他就开始由深刻往家常里说了。你还没有登上这座山,说的全是山顶的事,好像无比美妙;站在这山头上的人,却摇着草帽,开始说山下的鸡鸣和炊烟了。这是一把标尺。看到一个作者、导演、艺术家等,还在努力把一件事往深刻里说,千万不要因为这深刻以为他是大师,恰恰因为他费劲还是一个徒弟。孔子是个思想家吧,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我们看一看《论语》,说的全是家常里短。登山的人,还在以上唬下,以大唬小;山顶的人,却在以下比上,以小比大。举重若轻,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记者:说到孔子,听说你对他也有新的见解。

  刘震云:新说不上。孔子本来就那样,是我们用我们的混乱思维,如刘跃进之思维,把一件事说成了另一件事。一误会也是两千多年。老人家说过一些话,徒弟们整理出来,盛行两千多年,成了中华民族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没有错,话也没有错,话那么用也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对说这话的老人家,误解可就大了。对说话人误解了,接着对他的话的误解,可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这是演了两千多年的一出喜剧。主角已不是孔子,而是运用孔子的人。先说至圣先师的定性吧。我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有极端责任心的忠厚人,错了,孔子是一个极端刻薄的人。《论语》开篇一段,说过这么一句家常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认为朋友远道而来,孔子很高兴。事到如今,我们还把这标语挂到机场或酒店。但我们从来没有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如果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得很深入也很开心,突然闯进一个人,不显得多余吗?正是跟身边的人没话说,突然来了一个人,才这么高兴,给了他一个脱身的理由。至于闯进来这人,是不是朋友,还另说着呢。只是给摆脱身边的人,提供了一个借口。我说这话的前提是,子又曰:“人生有一知己足矣。”可见身边缺说得着的朋友。这么拐着弯骂人,我们硬是没听出来。再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被我们当成建立社会秩序的纲领。如果社会已经这样了,这不是废话吗?恰恰街上都是乱的,君没君的样子,臣没臣的样子,爹不像爹,儿子也不着调,才让孔子这么着急。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孔子认为的君臣父子,和大家认为的君臣父子,皮不一样,瓤也不一样。更深一层意思是,孔子着急的也不是君臣父子,而是生活的整体,借从上到下这些人,提纲携领说一下罢了。《论语》通篇下来,多是骂人的话。我们把这种幽默,当成了正经话来听。什么叫幽默,这种误解才叫幽默。

 

  文学与影视 我首先遇到的不是这件事,而是一个人

  记者:提到你,不能不说到影视。因为你的许多作品被改成了电影,你觉得这是件好事吗?

  刘震云:好事坏事且不论,这是件丢人的事吗?一妇不从二夫,搁在一百年前,是件值得提倡的事;说到手艺,不管是放到清朝,或是秦朝,会舞枪,也会弄棒;会吹笙,也会打鼓;会撵狗,也会打鸡;都不是件坏事。抛开这些,单从我家族事业的传承来说,也与从一而终的理论背道而驰。我从小生长的村庄叫“老庄”,但它的历史比美国还短,仅仅有一百年。这村庄是我外祖父他爹开创的。我母系家族的人逃荒,肥沃之地不收留,遇到这盐碱不毛之地,三不管,才落下了脚。他们维持生计的手段是熬盐。但熬盐之际,也捎带熬碱。推着独轮车十里八乡吆喝:“老刘家的盐来了!”也顺带吆喝:“老刘家的碱来了!”盐和碱,在同一辆独轮车上。到了我,小说写完,被改成电影,和我外祖父当年的做法是一样的,我没有辱没先人。

 

  记者:问题是,大家都觉得,小说的文本价值,要比电影高。

  刘震云:如果这是大家的看法,这个“大家”也是多么地糊涂和拧巴呀。糊涂还不是糊涂在这件事本身,而是糊涂在时间。唐朝初年,写诗并不被人看重,高尚的文体是六朝骈文。到了宋初,律诗又成了高尚的,新生的词,被人说成淫词小调,也被人瞧不起。元杂剧,本也是下九流戏场子一个文本。到了明清,小说本小,由书场说书转换的,祖师爷是柳敬亭,当一个作者,是多么高贵的职业吗?如今看来,从唐朝到清朝,文体高贵与低贱的转换,也就转眼之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各种文体,都出了各自优秀的作者。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柳永,关汉卿和王实甫,罗贯中和曹雪芹,他们的伟大,非分出一个三六九等吗?单就小说与戏剧的比较,小说也有味同嚼蜡的,戏剧除了出过关汉卿和王实甫,还出过莫里哀和莎士比亚。你对英国人说,巴尔扎克一定比莎士比亚高贵,他们非跟你急了。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作者,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柳敬亭的后代,手无缚鸡之力,一辈子,写了几段有意思的故事,会心的人,看了会心一笑罢了。祖上同为下九流,就别在文体和职业上争个高下了。如果是“大家的看法”,大家又一次把世界拧巴了。他们把我的职业说高贵了。

 

  记者:这是对大家看法的不屑吗?

  刘震云:如果这种不屑不违反法律的话,我还真这么做了。因为在我写作的生涯中,我吃“大家的看法”的亏太多了。这种看法还不局限在文体的转换,对文学本身,他们的看法,也让我无所适从。当年《一地鸡毛》写出来,大家的看法全是不屑,说小说咋能这么写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结构的起承转合,全是小林每天的流水账,自个儿写日记可以,写成小说,就差得大发喽,比《塔铺》退步喽。一年后他们又说好,给我扣了个“新写实”的帽子,也不管我爱不爱戴。《温故一九四二》用的是调查体,但也不是调查的写法,从历史到现实,从资料到采访,是没经加工的材料的拼接,把许多不相干的事,扯到了一起。这座房子盖成之后,大家又说我疯了,四不像啊这是,偷懒呀这是。干脆将它从文学的家门赶了出来。后来又说是“波澜壮阔和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故乡面和花朵》,二百万字,书出来之后,许多大家和“大家”齐声说:看这书的人不会超过十个,看懂的不会超过三个。事到如今,据我收到的,在大学写博士论文的,有二百五十多篇;不但看懂了,论文写的,比小说还深刻。《一腔废话》写出来,他们又不屑,说从头至尾,就是一腔废话。到了《手机》,仅仅因为小说和电影前后脚出来,他们又说我投降了影视。写作的二十五年,我就是在非议和指责声中长大的。跟中国所有的孩子,是在家长和老师的指责中长大的一样。和这些孩子不同的是,大人说自个儿的孩子只是“不争气”,他们说我干脆是“叛徒”。我真不能信他们的。我也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和到火车站接人一样,总想接到熟悉的朋友,对陌生有一种本能的抗拒。首先,他们希望你和过去的别人一样,他们好有一个参照。等你成了你自己不是别人之后,他们又希望下一个你,和上一个你一样。《故乡面和花朵》之后,许多朋友也谆谆教导我,就照《一地鸡毛》那样写多好,出什么幺蛾子。我难以遵循他们的是,并不是我不愿意写“一地鸭毛”,而是那个时候的我,已经过去了,我已没有那样的状态和心绪。我的心绪,飞向了另一条道路。像被大人指责的孩子一样,事到如今,我也有些青春期的逆反,凡是大家说好的,我得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事不靠谱;凡是他们说不能干的,我反倒起了兴致。

 

  记者:消消气,咱们把话题拉回来,具体谈一谈你在文学和影视两种文体中的转换。

  刘震云:我没生气,我是说这么个事,大人就是这么一帮大人,大家就是这么一帮大家。至于说到我在两者之间的转换,那就是另一种拧巴了。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转换。我实际的能力,比我外祖父还差。我外祖父除了熬盐,还会熬碱,我除了会写小说,对戏剧和电影半通不通。这种转换不是由我,而是由我的朋友们完成的。在小说和影视的转换上,我首先遇到的不是这件事,而在这件事之前,我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搞电影的。一本小说出版了,我的朋友看了,说:“我把它改成电影好吧?”我说:“好。”就好像我家地里的萝卜,过去都是生拌着吃,我的朋友说,也可以炸丸子。刚才我说过,与书中的人相遇,两人投脾气,结伴去“汴梁”;现在走着走着,又遇到第三个人,正好也投脾气,大家一块上路。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倒是从这种转换中,从我的朋友们身上,从两种文体之间,学到好多东西。那是另一座山。跟着朋友到另一个山头,再打量自己原来的山,原来也有许多毛病。譬如讲,“极致”这词的重要性,我就是从这些转换,这些朋友们身上学到的。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两种文体之间,有把可能变成可能的,也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里的沟壑和深浅又大了。我和冯小刚导演合作过《一地鸡毛》和《手机》,多年前的一天,他说,《温故一九四二》,也想拍成电影。我刚才说过,《温故一九四二》是调查体,没有完整的故事,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主人公,与通常的改编背道而驰。为此开了一个论证会。会开了一下午,大家皆曰,这是不可能的。会开完,剩下我和冯导演。记得那天很热,我们俩站在一棵树下,我问:“还改吗?”他说:“改。”看他也背道而驰,我们就上了路。去了河南,陕西,山西,重庆,开罗等。最后也就改成了。

 

  记者:说到《温故一九四二》,我听看过这剧本的朋友讲,特别震撼。

  刘震云:如果说震撼的话,那也不是因为我,一是因为冯导演,没有他,就没有这个剧本;二是因为一九四二这件事本身。一场旱灾,饿死三百万人,肯定不是灾荒的原因,也不是战争的原因,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百万灾民,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我们认为他们会愤怒和悲伤,不,我的河南乡亲,临死之前,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逃荒路上,老张马上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想到的不是妻离子散的生死之别,而是想到了两天前被同样饿死的朋友老李。他说:“老李前天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饿殍遍野,人吃人,已不是多么新鲜和不道德的事。一个人在逃荒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被饿死了。后来的逃荒者,扒下他的衣服,掏出一把刀子,从他屁股蛋子上割肉。他本来死了,被刀割疼,突然又活过来了。他仰起脸,看着拿刀子的人:“大哥,我还行。”拿刀子的人说:“大哥,你不行了。”他想了想,觉得自己真不行了,转头又死了。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从委员长到日本人,再到县衙一个伙夫,阴差阳错,是另一场幽默。我刚才说过,世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悲剧之中,一地喜剧。一九四二引起我震动的,不是这场悲剧,而是各种层面错位之间,出现的幽默。

 

  记者:《我叫刘跃进》,也被改成了电影。

  刘震云:那也是因为,我先遇到了韩董(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接着遇到了马俪文导演。我发现他们也是不同的人,能跟他们学到很多东西,就跟他们上路了。

 

 记者:说说马俪文。

  刘震云:马导演是个急性子,不但反映在生活中,也反映在创作上。《我叫刘跃进》原想拍成《寅次郎的故事》那样的电影,由于她的加入,这列火车极大地提速了,拍成了《这个杀手不太冷》这样的东西。由山田洋次到了吕克·贝松。当然说的不是形式,首先改的是内容。本来说的是羊和羊之间的事,是她把羊领到了狼群里。她也不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看了样片,我非常震撼,是一部过去没有的新鲜的电影。

 

  记者:还有什么作品会被改成电影?

  刘震云:改不改不由我说了算。关键看能不能在路上,再碰到一个人。其实在我的作品中,最适合改成电影的是《口信》。讲了一件上个世纪初贩驴的事。但也不是贩驴的事,而是有这么一句话,要从甲地传到乙地,历经磨难,经过数人的嘴,有贩驴的,有在戏班子打鼓的,还有起鸡眼的,终于使这句话飞越了高山大河。但口信传到乙地,已是两年之后,话走形了,人也面目全非了。但没有一个导演打电话给我,说这事咱俩会心了。惟一说这篇小说适合改电影的是王朔,但王朔又不是导演。

 

  记者:换一个角度,你让作品加入影视,是不是也有名利的考虑呀?许多人都说,如果你的小说不被改成电影,你的影响和名气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刘震云:首先,名利也不是一个坏词。当年我外祖父卖盐卖碱,在方圆五十里也很有名。一听说老庄的老刘来了,证明有滋有味的盐和碱也来了。具体到文学和影视,又不同于熬盐熬碱,所以名和利要分开说。单说名,作为一个作者,我从来没想成为名人。因为我知道,一个作者,永远成了不了名人。什么叫名人?走到街上,人家要认出你来。什么人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必须跟他的工作性质相联系。那就是:他的工作过程,必须展现在大家面前。如政治家,布什会见谁,大家天天看到;如,奥尼尔打篮球,罗拉尔迪尼奥踢足球,过程也展现在你面前;靠影视出名的不是作者,不是导演,而是演员,他工作的过程,也通过银幕展现在大家面前。这几个职业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那张脸,老在你面前晃。一个作者的创作过程是在书桌前,电视直播一个作者写书,有人看吗?作者和名人,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但他有可能写出几篇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家知道罢了。我在我们村里,大家都知道我,“这是老刘家的大小子”;去了外村,就成了陌生人。二者我都能适应。至于利,我倒不得不考虑。这跟创作没关系,跟生活有关系。萝卜多卖一道,让人去炸丸子,可多得一点散碎银两,补贴家用。这跟我外祖父卖盐又卖碱是一样的。我说这个前提是,我是一个自由作者,我是以写作为生的,这是我跟“专业作家”的区别。“专业作家”月月有工资,在下没有;我没有因为这个职业,拿过纳税人一分钱。生活不至于狼狈,才可以更好的写作呀。正因为此,我在这方面没有道德负担。

 

  记者:有没有想过将来当导演?

  刘震云:首先,导演和作者一样,也不是一项多么高贵的职业。既然文学在我们家不祖传,我撂下文学去当导演,也不算辱没先人。但我不准备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这个“不会”不是选择的“不会”,而是能力的“不会”。我清楚地知道,文学和电影虽然有亲戚关系,但它们是两匹不同的动物,脾气秉性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不同。一个要去汴梁,一个要去长安。两地不但地理不同,风俗不同,连说话的口音都不同。我去过汴梁,不证明我能去长安。就是到了长安,也会晕头转向。更别说要做小生意了。外祖父卖盐又卖碱,盐和碱都是厨子需要的,但他从来没想到要当厨子。我觉得我外祖父是明智的。比这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作为一个导演,除了会导戏,还有一项繁重的工作,那就是还得会导演生活。而导演生活,也不是我的长项。初次见到我的人,都说我文弱,不会高声说话,一定好脾气;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涵养还有待提高。我协调不了人,我把事情说不清楚。

 

  记者:你说作者和导演都不是高贵的职业,那么在你看来,什么职业是高贵的?

  刘震云:职业无所谓贵贱,关键是,这个职业,是否出了高贵的人。从古至今,王侯将相,也多是下三滥。我住的小区门口,有一个修鞋的师傅,湖北人,修起鞋来,一针一线,一板一眼,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冬天带一蜂窝炉,中午吃饭,把饭加热;闲暇之时,也抽支烟;夕阳打在他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人特别高贵。不是鞋匠这个职业是否高贵,是他把这个职业带高贵了。

 

  文学界 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

  记者:谈一谈文学界的朋友吧。

  刘震云:王朔,莫言刘恒贾平凹苏童海岩,李敬泽,邱华栋等,都是我存在心里的好朋友。我从这些朋友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读他们的文章,我不在意这些文章的结构或语言,而在乎他们怎么把相同的东西看成了不同。技艺是多数人能达到的,独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少数人拥有的。我和贾平凹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他说的陕南话,十句话,我九句半听不懂。他说:“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一次我去西安,我们聊没多聊;第二天我走的时候,他让人送来三斤多“老白家”的羊肉,刚出锅,热烘烘的。捧着这羊肉,我跟他的心一下沟通了。李敬泽和邱华栋,是我读书的指导老师。我写出一篇作品,出版之前,都先求教于他们。他们总能说出我事先没想到的话。至于说到文学界,人口众多,鱼龙混杂,就是另一种情况了。这个界和其它地方一样,无非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趣的人,一种是无趣的人。但这个界又和其它界不一样,一个铁匠无趣,照样可以铸造出大铁锅;作者要的是想象力,如果这个人无趣,怎么能写出有趣味的作品呢?文学界会多,有时跟一些人在一起开会,我会烦躁不安。不是这些人不义正辞严,也不是这种义正辞严没有道理,而是房间的空气不好。我从中闻到了一股腐朽的气息。证明我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了。我还见不得那些苦大仇深、真理在握的人。我从他们身上,又闻到了虚伪的气息。如果他们真要伸张正义的话,他们可以从自身做起,不要纳税人养着,先做到自食其力。在文学界,也开始胖子多,瘦子少了。这是另一种幽默。

 

  记者:咱们换一个话题,说说你的故乡河南。据我所知,你有三个长篇,都是以故乡为题目,中短篇中,和故乡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刘震云:我吃过不少故乡的亏。吃亏不吃在血液和土壤,而吃在说话,说话的习惯。世界上再没有一方水土,养出像河南人那么幽默的人。河南人,跟其他地方的人说话不一样;河南人跟其他地方的人,也是两种动物。河南人一九四二年幽默,到了今天还幽默。一幽默就到了极致。换句话,河南人不正经说话。到人家家里去,人问:“吃了吗?”他既不说吃,也不说不吃,而是说:“你先吃。”说这话不是要吃你们家饭,而是一种风趣。人到他家,他首先说:“又是吃过饭来的?又是不吸烟?又是不喝酒?”河南人会答:“吃过昨天的了,不吸差烟,不喝孬酒。”这就是正经说话。当我把这习惯从河南带出来,发现在生活中屡屡碰壁。不管是形而下或形而上。大家全把玩笑当正经话来听了。平常误会也就罢了,如果一个朋友翻脸,事就大了。本是一句玩笑话,待朋友翻脸后,会把上次的玩笑,下回当正经话来说;时间一变,地点一变,人的态度一变,把同样的话放到不同的环境和氛围中,这话立即就变了味,一下就将我置于死地,无法顺着原路回到原来。话的变味,比朋友翻脸还让人可怕。比这更恐怖的是,如果翻脸的是生活,我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久而久之,我也不这么说话了。我也开始不苟言笑了。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已经不是河南人了。我只好把这种对待世界的另一种姿态,放到我的作品里,接着用雪埋起来。这也是支撑我写作的另一个原因。我要把拧巴的世界再拧巴一下。

 

  记者:最后两个小问题,你对你目前的生活满意吗?

  刘震云:如果是指物质生活的话,我对生活的要求不高。我不是世家子弟,我外祖父是一个熬盐熬碱的。能自食其力,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就满足了。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如果是指广义的生活,我最大的困惑是,别人四十不惑,我过了四十,怎么惑倒越来越多呢?还有一点,我对不起时间。并不是我做事不努力,而是对一些事,一些人,一句话,一个词,觉悟得太晚了。作为一个作者,就会反映到作品里。对不起读者是次要的,对不起自己也是次要的,对不起时间,事就大了。子又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春去秋来,我深有感触。

 

  记者: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刘震云:有趣的人和事,不同的言和理。

 

  记者:祝你写出更大的作品。

  刘震云:谢谢。如果能在去汴梁的路上,再碰到几个知心朋友的话。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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