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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雄屏:我愿做华语电影最好的“推销员”

2008-2-4 10:35:09 来源:北京青年报

  别人尊她为“台湾新电影的教母”,她不喜欢。可她在台湾电影、乃至整个华语电影史上的地位,却实在得不容人否认。仅就著书而言,她先后在台湾远流、麦田等出版社推出“电影馆”系列,这套书在台湾被视为电影教育的最好教材。

 

  近日,这位“重量级人物”,在内地出版了她自己很看重的译著、“电影馆”系列之一《认识电影》。接受本报专访时,焦雄屏听说,许多人高估了她,自己干许多事,不过因为不太喜欢推辞事情。涉足翻译源于“倒霉的跑腿个性”焦雄屏说,不喜欢推辞事情,是自己最大的“缺点”。“事情到我身上,没人做,我能做的,我就会做。”她戏称之“倒霉的跑腿个性”。翻译美国路易斯·贾内梯的《认识电影》,便是如此。

 

  “刚开始在台湾教学时,手边缺一本完整的电影教科书。于是我影印了这本英文版《认识电影》,在课堂中半教电影半教英文困难地上课。学生查字典查得痛苦,我也‘等待’得痛苦。这使我下决心一定要译出一部优良的教科书来。”没想到这本为了“告别影印教材”出版的书,成为了当年最受台湾欢迎的电影普及读物。此后该书不停再版,焦雄屏跟着原著更新的译本现已超过三个,“改动内容较最初超过四分之三,这样才能使书与年轻人之间保持亲近。”

 

  没别人做她才做的事情,焦雄屏干得不少,出任2007年12月的台湾“金马奖”主席,也是如此。“四五月份了,还没有人要做主席。大家说,就只剩你了,你要不要做。我说我今年很忙,找别人吧。别人说,你看12月要颁奖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接了。”

 

  焦雄屏说,自己有四份工作———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任所长、做电影、写影评专栏,还有一份就是“金马奖”,但“这一份工作的量,就与四份工作相当”。其实,人家只要她一定做主席,并没人要她一定改革,可她干了。“既然这事到我身上,我就得做。我改革了评选方法,扩大了国际性。”有人非常不解,问她做什么胡金铨杨德昌李翰祥的回顾展呢,还为三个人出三本书,没有哪个电影节做这种事。焦雄屏也清楚,放一些旧电影,没人气没票房;出书没经费,后来钱还是她一路奔走“讨”来的。

 

  这些别人看来的委屈,在她眼里很容易就“不成立”了。出书时,“我找到一个人,他不计较得失,默默地帮我编了三个月,从没跟我讨论过一次他的薪水。”说起本届回放的老电影,“有人跑来跟我说,真感激我们让他们认识了李翰祥、胡金铨等导演,把我吓了一跳。因为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可能超过当代某些著名导演。可他们去世才十年,台湾热爱电影的、甚至‘金马奖’电影节的工作人员,都不认识他们了。”焦雄屏说“把我的名字弄小一点吧”

 

  念及焦雄屏一而再、再而三“翻译”的辛苦,出版社在设计《认识电影》新书封面时,把译者的名字放得格外显眼。焦雄屏跟出版社说:“译者那么大,作者那么小,你们也太喧宾夺主了,把我弄小一点吧。”

 

  她,担任过关锦鹏《阮玲玉》的编剧,是蔡明亮《洞》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许鞍华《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诸多影片的监制;因为她的推介,《霸王别姬》《孔雀》等众多华语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频频引发关注……但是,焦雄屏总是安于做聚光灯背后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弄小一点”,这是有缘由的。

 

  刚到美国留学时,她念的本来是新闻。拿到广播电视电影硕士后,焦雄屏又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了电影的博士班。她的老朋友、北京电影学院黄式宪教授说,当年,焦雄屏去读电影的博士班,不去拿博士学位,这是勇气。在记者面前回忆起这些,焦雄屏说,“当时冥冥中觉得,台湾需要我,远远胜过美国需要一个博士。”

 

  “在学校的电影课上,看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电影,看得都快哭了———就为里面那种很东方的感觉。原来东方文化也是可以通过电影在西方独树一帜、赢得尊敬的。我就想,台湾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电影?”其实,好的片子早就有了,只不过,用焦雄屏自己的话来说,“当时对中国电影的认识非常浅薄”。以至于后来,焦雄屏再在电影银幕上“邂逅”老舍,她哭得陪自己看电影的人不知所措。

 

  25岁开始,在美国念书的焦雄屏开始给台湾《联合报》写影评,她至今都记得第一篇是邮寄过去的。当时因为版面有限,一篇文章便能引起相当反响。一周一篇影评,使她“成名”了。1981年,焦雄屏以《联合报》专栏作者的身份回到台湾,她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我说电影好,电影就大卖,我稍微说一点电影不好,电影老板就恨不得自杀。看电影、写评论,本来是很个人的事情,跟写日记区别不大,当很个人的东西,一下子被奉为看电影的原则或戒律,就可怕了。”焦雄屏不喜欢这样影响人。

 

  最初,焦雄屏幻想过,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点事,可后来被证明这是一种“理想与浪漫的做法”:“一下子受到非常多个人攻击,譬如说,非常天真啊,感情用事啊,一定和电影公司有利益上的关系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让她一下子知道了“‘名’是什么”:“名气,其实是负担,意味着品格上要接受更多挑战。”只要和文化教育沾了边,就无法从眼前估量得失成败焦雄屏经常觉得不安。

 

  刚回台湾时,因为不喜欢“一言堂”,不安的焦雄屏通过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影评人交流,发现有些人水准很是不错,便对《联合报》提出大家一起写影评,由此揽下了每周“催稿”的任务。“两边不讨好。这些人脾气硬,有时改一个字都要发火,交稿也通常不太准时。每周就催稿,我都会变得非常忙碌。报社这边也未必了解我的苦心。”

 

  上世纪80年代,以著名影评人的身份,焦雄屏开始被邀请至一些国际电影节做嘉宾或评委,这时候,她开始了“不安”———不安于华语电影在世界电影界的“失语”。她开始充当华语电影“国际推手”的角色。由于许多导演英文水平有限,她只得亲自帮助他们翻译电影名,这又让她不安,“外国观众很容易从我的译文去解读这部电影,我干涉了创作者。”

 

  让她“不安”的,还有为一些中国导演写媒体推荐会的材料。她从西方人的视角,去访问导演,看需要对外介绍哪些东西,以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东方电影。可是,世界媒体人的“惰性”,让她大为意外。“全世界绝大多数媒体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从我写的材料里面抽一段,抄一抄,就登出来了。”“其实,我只是提供一个资料,希望你看完之后,有一些参考价值。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应该结合性别、年龄、身份,对这个影片有自己的阅读和理解,而不是照抄我的资料。”做这些工作,焦雄屏自然也只有“忐忑”的份儿,“你说我有什么权利,去指使全世界的媒体到这个地步?”

 

  有人说,如今中国电影界几乎所有响当当的角色都与她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最早一些内地导演参加香港影展时,曾因衣着寒酸受到外国人讥讽,当时,连夹克都是焦雄屏“负责”帮着买。现在,要给他们打个手机,有的需要中转十多个助理才能够通上话。

 

  但焦雄屏无悔。她说,有些事情,对个人可能没有什么好处,但这些事情只要和文化教育沾了边,就不好从眼前估量了。“你播种、耕耘就好了,不能计较成败,也不能计较成本,甚至不能计较将来收获的状况。播下种子,就搁在了那里,有一天,它自己会发芽。就像《认识电影》,谁能在一开始会预料到它对大众的影响呢?”内地电影让她认识“父母的家乡”。

 

  焦雄屏的角色,除了在华语电影和国际影坛“对话”上举足轻重。在国内两岸三地的电影交流上,她也是绕不开的。

 

  祖籍山西,也许就是因为这,让她“对内地电影一直很关注”。“通过影像,我去理解大陆,去认识父母的家乡,了解我父母过去的生活方式。”早年回台湾时,大陆方面的电影资料还属查禁之列。焦雄屏在国外搜罗到了中国大陆电影的许多录像带,为了能“平安”带回台湾的家,她只能想尽办法剥掉录像带封皮、外壳,就剩下中间的胶片卷子,东塞西藏地带,身上衣服口袋里都满是剥了壳的卷子,机场过海关时,一不小心就会“骨碌骨碌”掉出几卷,这得让她捡半天。好不容易带回台湾后,焦雄屏在自己家放《黄土地》、放《盗马贼》、放《高山下的花环》,为内地电影在台湾一次次开“小型影展”,好些当年的台湾文化圈人士都是从她那里看到的《黄土地》

 

  上世纪80年代,为了看中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典电影,她自费去日本呆了三个月。上世纪90年代,她曾连续四年,每周给台湾一家报纸写一篇关于内地电影的介绍,“这可能是当时台湾人了解大陆电影的唯一渠道”。

 

  至今,焦雄屏都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两岸电影人第一次大规模在香港电影节上见面的激动场景。“中国第五代导演为国际认识,很重要的媒介是香港电影节。第一次大规模见面时,内地这边是张艺谋田壮壮等,台湾那边有侯孝贤朱天文等。每天晚上聊天,好像想把几十年没沟通过的讲清楚。第五代导演喜欢抽烟,每天都会聊到警卫过来说有火警———聊得太久,烟太重了。”

 

  “当时台湾已经出了琼瑶电影,琼瑶电影太浪漫了,三厅电影———客厅、饭厅、咖啡厅,从来没有卧房也没有性,从来没有真正的街道。很漂亮的摆设在家里,一般老百姓不会有的;还有很漂亮的脸,一般老百姓不会有的。台湾还有武侠,跟现实关系也不大,女性复仇、打斗时,衣服越穿越少。此外就是新电影。台湾新电影是个人的、经验的记忆。他们让观众在银幕上看到写实的东西,看到自己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而那时候的内地电影,随便一部,就会溯源到中华五千年的传统,历史的根源,民族的根基,《黄土地》啦,《红高粱》啦……还有与人文环境之间几世纪以来的关系,很厚重,很深远。当时,张艺谋说,我们都各自缺一条腿,我们喜欢讲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两条腿走路,就能迈开大步往前走。”

 

  后来,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他开始“用两条腿走路”;台湾电影也出现了转折———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不再拘泥于个人生活经验。

 

  三大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戕害”不小。

 

  焦雄屏说,台湾有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点———《壹周刊》和《苹果日报》进入台湾,“似乎从那时候起,台湾所有的媒体就开始八卦了,这对严肃文化产生了巨大伤害。”她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台湾电影”,现在台湾成为了一个“负面名词”。“本土电影在台湾占据的市场份额,不到1%。”她说:“台湾文化正面临着被消费文化摧毁的溃烂局面。台湾的例子,对内地是很重要的警示。”

 

  谈起中国电影的未来,焦雄屏说,三大国际电影节,对中国电影“戕害”不小,这体现在电影节“对大导演劣片的宽容”和“对小导演好片子的‘此路不通’”,“这两点,会推波助澜一些不好的现象。有些导演,其实已经很明显在重复自己,或者艺术层次不那么高了。”

 

  尽管如此,对于“当初走进电影节”,在焦雄屏看来意义依然不容小觑。“譬如说国际影展对《悲情城市》、《爱情万岁》的肯定,对台湾电影新浪潮产生了长足的影响。”焦雄屏终究是乐观的。即便曾经的合作者,有人因为利、贪婪、或者外在价值的引诱,“任意践踏友情或合作关系,或者违背合约精神”,她在“阵痛”一两年后,也就平静了,“至多对他们敬而远之”。

 

  焦雄屏,著名电影学者,华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人之一,现任台湾金马奖主席,“电影馆”系列丛书主编,著有《法国电影新浪潮》等四十余册文集。1981年获得美国得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电影硕士学位,后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影博士班。现主持台湾电影中心,并任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研究所所长。

 

焦雄屏监制了《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一批优秀电影

 

  焦雄屏是台湾新电影的重要评论者和推动人,同时作为担任世界各大电影节评委次数最多的华人,她一直致力于将中国优秀的导演及电影推向世界。近年来多次与大陆和港台众多重要导演合作,监制了蔡明亮的《洞》、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及许鞍华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等一批优秀电影。

 

  作为电影入门书中的经典之作,该书简明扼要地评论了电影艺术的方方面面。书中对欧美影片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电影都有相应介绍,提及的影片包罗万象,组成了一道全球电影人的经验光谱,其中有大众熟悉的面孔如美国的斯蒂芬·斯皮尔伯格、英国的迈克·李、伊朗的阿巴斯以及中国的李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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