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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佚事》导演周兵:冀望纪录片成主流

2010-11-18 15:55:29 来源:新京报 作者:刘晋锋


周兵

 

  一部名为《外滩佚事》的纪录片,前些日子在全国各地影院上线。纪录片能进入影院,对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件稀奇事。可惜的是,它仍然局限在小众人群。


  对于《外滩佚事》的导演周兵来说,尽管他已经拍出过《故宫》《台北故宫》等享有国际声誉的电视纪录片,但他将自己的作品投放到电影市场,彻底接受观众的考验,这也是他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之后的第一次尝试。


  周兵的个人经历,也是中国媒体改革的缩影。他曾经丢下地方电视台的铁饭碗,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央电视台做“临时工”。上世纪末,他成为了中央电视台台聘员工、节目制片人,但几年之后,他又主动离开,去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


  于是,稍显寂寞的《外滩佚事》,便有了双重的寓意:纪录片发展过程中的锐意革新,主流媒体与市场的短兵相接。


  半天的放映?


  21世纪,世界似乎将无秘密可言。


  掌握了新型纪录手段的人类,带着好奇心要去记载过去、现在与未来。尤其是此时此刻的中国,时刻爆发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历史的一再重新认识,有无数的“选题”激励导演们拿起手中的摄像机,连平凡人也几乎个个跃跃欲试。


  可惜的是,纪录片在中国发展多年,仍边缘、青涩如初来城市的小镇青年。观众要么是对纪录片畏之如“孔夫子”,要么是被西方国家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喂刁了口味。


  在《外滩佚事》正式进入全国院线之前,周兵在当代moma影城做了一次试映,请朋友们来看。观影完毕,《读库》主编张立宪调侃他:“贾樟柯的《海上传奇》在影院只放映了一天就下线了,周兵希望他的纪录片能放两天。”


  在这之前的许多年,周兵就职于中央电视台,他所制作的纪录片总能够依托最强大的强制性播出平台(当然,他本人迄今仍与央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外滩佚事》也有五集的电视纪录片版本,会在央视播出)。尽管在电视台也会面临收视率的考验,但不会像电影院线这样毫无余地的残酷。


  周兵以理性分析的精神战胜了情绪中的紧张:“《外滩佚事》,不管是我的纪录片电影,还是其他导演的纪录片,现在在中国的整个市场上它是很弱势的,所以你不要指望它票房多好,这是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不占天时,也不占地利。”


  北京,10月19日,《外滩佚事》默默地在上午出现在若干影城,下午就没有踪迹。连周兵都担心:“难道只上映半天?”事实证明没有这么糟,在接下来的数天内,《外滩佚事》在北京仍然有影城在播映,并且有下午5点的场次,上海的境遇还更好一些。


  转折性任务


  无论票房好坏,“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纪录片导演要完成……说大一点就是一个转折性的任务,再说大一点可能就是有使命感,其实这是个一点也不矫情的事情,因为你的岁数正好活在这么一个转型的时代。”周兵说。


  更久之前,周兵是“央视转型”改革中上岸的幸运儿。1991年从广播学院毕业之后,他回到家乡,在兰州电视台工作了两年。1993年之前的电视台,主要被当做是娱乐工具,放些新闻也是新闻简报,没有时效性。


  变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来,在很多电视人心目中,那是央视的黄金时期,节目形式的改革令中国人耳目一新。


  具体到个人际遇上说,那也是中央电视台人才引用机制上的一次创新。在那之前,周兵在兰州,王志在湖南,崔永元和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洁在云南……1993年,他们都加盟了央视,取决于一个灵活的人才政策,即是说在中央台工作的人,可以不是正式职工,这种机制一度释放了工作机会,并激发了参与者的创作活力。


  周兵回顾当年的选择,其感召力并非仅仅是央视的光环,重要的是有一种让他很激动的电视理想:无论是做记者,还是导演,能够去发现和记录当下生活中最鲜活、最真实的东西。而且,“当时,时间、陈虻他们都有强大的个人魅力,我必须要提到孙玉胜,他会给很多人巨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让你能够大胆创新。”


  “真实再现”,这个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手法,当中央台的纪录片导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次运用的时候,还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崔永元是最早尝试的第一批导演,但他做完之后,专家领导们给予了一致的反对和批评。又过了几年,周兵做了一个关于“梅兰芳”的节目,和“中国百年人物”的系列片,因为他在手法上做得比较讨巧,专家和领导们才开始比较认可“真实再现”。自此,中央台才开始成批量地播放纪录片,并且开始大规模地运用“真实再现”。


  作为“真实再现历史”的早期推动者之一,《外滩佚事》以故事讲历史的手法,或许是周兵创作过程中最耗费心力的一次“真实再现”,他甚至动用了包括“金世杰”在内的诸多专业演员,这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是非常豪华的投资了,但与目前动辄上亿制作经费的商业片完全无法匹敌。


  大部分观众并不会了解这背后的历史,只会去关注“产品”本身,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周兵说:“我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我必须去面对观众。”


  对话


  冀望纪录片成为主流文化


  从“央视”到“新影”


  新京报:你为什么在2007年主动离开中央台,调动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新影厂”)?


  周兵:实际上,在央视的几轮改革中,到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利益获得者。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当了制片人,我可以衣食无忧地过后半辈子。但我的一个痛苦就是,到2006年左右,我发现我可能会干不了我喜欢干的事情——我当时在新闻中心,它的改革方向是要做更大量、更快、更新的新闻,但是我喜欢人文历史、艺术类的东西。


  新京报:你认为如果你继续留在中央台,可能就会改行做新闻?


  周兵:在拍完《故宫》之后,有几个项目找到我。但是如果我去做,就会有点像干私活了,我不愿意这样去做,所以就调到新影厂,因为新影厂给我的平台非常自由。也就是说,我从一个体制内机构转到了另外一个体制内机构,但后者是一个非常公司化、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新京报:现在中央台播放的纪录片,技术上已经非常不错了,思想性和故事性却不够强,跟体制有关吗?


  周兵:我觉得可能跟央视的垄断地位有关,就是说我不怕没有人来看。它不像电影那么直接、残酷。现阶段的电影是由一个很成熟的市场体系造成的,包括戏剧市场也是这样。


  新京报:你自己也是央视培养出来的导演。


  周兵:我的创作意识,也常常处于挣扎的状态。我是被央视训练出来的导演,而且我曾经做过制片人,审过大量的纪录片,现在也是每年审查很多部作品。但是作为一个情感比较丰富和细腻的个体,我在做导演的时候,又希望表达更真实、更丰富、更能打动人心灵的细节。这两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我也意识到,其实每一部作品都是妥协的产物,都是各种关系的博弈。


  新京报:所有人都必须懂得如何妥协吗?


  周兵:作为一个媒体内供职的导演,我觉得需要更多的经验和更高的智慧去面临各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个人不纠结,我也不挣扎,我心安理得,我觉得这就是我这代导演,必须面对的和完成的事情。


  新京报:你常常说你自己不纠结。


  周兵:我觉得这个是源于我对中国佛教和传统文化的了解。其实我们面临的各种困惑,或者说障碍,它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我最近碰到一个我很欣赏的出家人,他告诉我:你要感恩你的敌人和障碍。他比你的父母给你的恩还大,因为他在牺牲自己成全我们。我觉得这话说的太有智慧了。


  面对市场,很辛苦


  新京报:你从2007年离开央视新闻中心,跟市场也打了三年的交道,感受如何?


  周兵:很多人很羡慕我,觉得我是散仙,过得很自由很快乐。这三年实际上很辛苦。说句实话,我调到新影厂,我面对的是整个市场,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的问题,过去我在新闻中心时我不用考虑生存,因为我管理的导演和摄影师是央视发工资,现在我用的每一个人都是我自己挣钱然后自己发工资,这就是生存的压力。


  新京报:你也遇到过资金难题?


  周兵:其实,这次做《外滩佚事》,虽然我们得到的投资在纪录片里算是很高,但是对于电影来说是不高的,而且我是一个追求高品质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大量地超预算。在影片前期快完成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超了一百多万,一百多万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一年的工资大概不到三百万。在最紧张的时候——第二天就要发二十万的劳务费,制片告诉我说,我们账上可能就剩几千块钱了。我不得不放下手中正在拍摄的工作,而且不能告诉现场所有的人,我躲到一边去打电话借钱。这样的事其实发生过好几次,所以我特别感恩帮助我的那些人。


  好作品来自手工作坊


  新京报:你对商业有焦虑吗?


  周兵:对商业的焦虑是有的,但其实现在很淡了。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呢?是曾经有人撺掇我要上市,后来我想了很长时间之后给拒绝了。我觉得中国当下最缺少的是,一个对品质有极致追求的团队,一旦有很多资金进入的话,有一些事情是你决定不了的。而且这几年,我发现真正精致的东西很多都是由手工作坊做出来的,几个个体的人以他的艺术修养和情感投入创作出来的,不是规模化市场生产出来的。


  新京报:纪录片也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周兵:有老师告诉我,传播是一种力量,我是尝试着用传播力量更大的方式去把我们的作品传播给更多的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就不愿意做受众很少的东西。


  新京报:你的选择?


  周兵:我现在的选择是产业化,做受众更多的作品,我希望将艺术和商业做一个结合,它既是中国式审美的,但又是普适全世界的。但是我将来一定会去做小众的作品。


  追求国际市场的认可


  新京报:近期目标是什么?


  周兵:我想尽可能全面地梳理中国的影像历史,与大学合作,建立影像资料中心,以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它,然后用于教学,训练未来的年轻纪录片导演,让他们能有历史学的学术思考习惯和功力,因为我们现在往往只是从技术上去培养导演。另外,我希望将中国纪录片推广进入国际的主流媒体,不是通过行政的力量,而是通过市场的力量。


  新京报:你预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周兵: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进入国际市场,我们不懂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但我相信我们现在至少有半只脚迈进这个圈子了。


  新京报:你为什么渴望进入国际市场?


  周兵:我特别心痛我们国家每年花大量的资金,海量的人力物力去做国际推广,但是效果特别不好。我一直在思考这是为什么?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我想培养出一批真正有国际创作意识和国际交流经验的中国纪录片导演,然后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认可。


  新京报:这个事情特别需要有人去坚持。


  周兵:但是我现在没有政策支持,也没有资金支持,我们很孤独,真的。


  纪录片有更多传播方式


  新京报:你预期一下未来十年中国纪录片的变化?


  周兵:我觉得它会成为很重要的代表性的主流文化之一。


  新京报:依据是什么?


  周兵:依据是纪录片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像在日本,英国,重要的纪录片都在黄金时间播,而他们的收视率多达20%以上,这个收视率对我们现在中国的媒体来说是不敢相信,能达到6%、7%就了不得了。


  新京报:就是说,那种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周兵:不是,我是觉得整个国民素质在提高,媒体越来越分众化,现在的媒体还处在摸索和振荡之中。


  新京报:你真心地相信纪录片会成为一种主流文化吗?


  周兵:肯定会,因为它是一种很好的传播方式,而且它将来不一定在电视上,还可以通过网络、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传送方式进行传播。

(编辑:边界)

 

会员评论 (共2条)

2010-11-20 12:42:51

这些电影只能出售给外国的电视频道了......挺悲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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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0)

2010-11-19 0:22:01

支持!但纪录片即使成为主流文化,也不可能有大把的观众和利润吧。距离、独立和安静才是纪录片的价值和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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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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