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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当前的位置:新闻>>黄建新:中国电影导演换代的时候到了

黄建新:中国电影导演换代的时候到了

2013-2-5 8:09:03 来源:新京报 作者:孙琳琳

黄建新希望通过培养好的监制来推动中国电影业发展

 

  冯小刚曾说,中国有两个最好的监制,一个是陈国富,一个是黄建新。相比之下,黄建新比陈国富更低调,此次因为儿子黄雷执导的首部电影《愤怒的小孩》上映,给儿子担任监制的他才出面接受采访。

 

  黄建新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黑炮事件》《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谁说我不在乎》等导演作品,用隐喻、黑色幽默的方式反思人性,不仅在第五代导演中风格独树一帜,即便放在今天,其作品的尖锐先锋之处犹在。但在2005年执导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黄建新开始专注于更幕后的监制工作,除了扶植新导演,还与北上发展的徐克、陈可辛、张之亮等香港导演合作,在创作、融资、资源调用等各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次接受新京报专访,黄建新也分享了近些年自己对电影产业的诸多思考,谈及近两年青年导演作品屡创票房奇迹时,黄建新欣喜地表示:“中国电影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

  转型缘由

 

  《杀死比尔》让我意识到中国缺少监制

 

  我希望中国能出现成批的监制,有点像一个CEO,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让整个过程在电影行业的规律里进行。

 

  对于中国电影,短期来看,监制的意义来得更直接。

 

  如果我不连续做下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职业重要了。

 

  新京报:2005年拍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你只执导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两部“命题作文”电影,影迷是很喜欢你早期作品的,为什么不拍了?

 

  黄建新:在当年,《求求你,表扬我》的隐喻是没被读懂的。那时的中国电影市场是向着快乐和各种极端体验发展,这部电影在当时肯定是生不逢时。我觉得这是我灵魂的语言,既然观众不懂,那我也没必要一定去迎合当时的市场。以前我的诉求是每年拍一部,在这部之后也就不觉得急了,遇到合适的再拍。

 

  新京报:这期间你一直专注于做监制,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做一个监制?

 

  黄建新:以前我也做过监制,但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意识,直到给昆汀的《杀死比尔》做顾问。我发现美国的制片制度对电影本身很有帮助,比如演员不可以兼戏,现在国产片在这个环节是乱的。我一直说,我们应该有演员工会,对有些东西要有限制,否则好片子出不来。老美的片子,剧本筹备三年,拍摄七个月,后期两年,没这个时间就没这个精致。现在观众眼力也越来越厉害,很多人说,只要有一个好故事就行,实际上不是光有好故事就一定是好片子,电影的精致是整体绑在一起的。

 

  《杀死比尔》让我意识到中国电影行业缺少监制,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监制制度。其实香港是有监制制度的,但由于地域太小,还没形成气候,监制有一定的权力,但无法左右整体电影的发展。我希望中国能出现成批的监制,有点像一个CEO,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让整个过程在电影行业的规律里进行。

 

  当然,在规律里进行的电影并不是一定会赚钱,但如果你不按照这个规律进行,你就没有整体的竞争能力,对外来的强大的电影工业是无法抵抗的。比如好莱坞电影,独创性并不是摆在第一位,其制作过程首先是有一个稳妥的保证,尽可能少犯错,就会安全、准时地生产完成。只有每部电影都能按照这个流程来拍,你的整体电影制作才会提升上去。

 

  新京报:看别的导演拍片,你心里就不痒痒?

 

  黄建新:对于中国电影,短期来看,监制的意义来得更直接,既然我选择了,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因为如果我不连续做下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职业重要了。

 

  监制这个行业只有随着电影工业化才能显示它的重要性。以前大家总觉得监制是一个行政职务,这是一个误解,监制是需要有比较全面的能力的,对剧本的认知和把握程度、对行业内部资源的组合调动能力,以及在融资、营销方面的能力。现在监制开始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以前我是主要培养新导演,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希望能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些好的监制,我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有实质性的帮助的。我从1999年开始做监制一直坚持到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值了。

 

  案例探讨


  为香港导演把关“情感着陆方式”

 

  内地的导演因为不是在生存危机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对观众的敏感程度就会迟钝,常常会把一个艺术想法放大,然后纠结于这是全人类的思考,为什么观众就不喜欢?

 

  新京报:你曾因不被市场接受而很多年不做导演,但做监制一定要考虑市场,你感到矛盾过吗?

 

  黄建新:没矛盾。市场也是随着观众观影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比如《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就可以拍得那么深刻,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近些年大家都开始对大片不满,诉求有一定深度的电影,“少年派”的火爆就是很好的证明。包括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本质上它并不是一部商业电影,艺术片能够卖到几个亿也是一个奇迹啊。

 

  新京报:你曾给徐克、陈可辛等很多香港导演都担任过监制,你主要把控哪些方面?让剧本得以过审是不是最关键的?

 

  黄建新: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他们的电影要以内地市场为基础,那么电影的情感着陆方式必须与内地接上,我主要把关的就是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香港导演拍的历史片,内地观众总感觉与历史无关,《十月围城》就解决了主流革命价值观与商业电影的叙事结合。

 

  新京报:香港导演刚开始北上时会有“水土不服”之感,发展到现在呢?

 

  黄建新:优胜劣汰,融不了的就消失,内地导演也是一样。相比之下,内地的导演因为不是在生存危机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对观众的敏感程度就会迟钝,常常会把一个艺术想法放大,然后纠结于这是全人类的思考,为什么观众就不喜欢?

 

  其实对于人们的深度心理需求,电影并不是最好的艺术形式,我是学文学出身,关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叙述、体会和表达,电影比文学差得远着呢,电影与观众最大的互动就是欣赏。

 

  新京报:有传闻称你还要拍《建军壮业》?

 

  黄建新:那天我跟韩总(韩三平)还聊,凡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我们从来没有再拍一部的打算,那些新闻都是网友瞎编的(笑)。

 

  我倒是想拍严歌苓的小说《宴会虫》很久了,是部喜剧,讲一批在饭局上蹭饭、发布会上冒领车马费的人啼笑皆非的事儿,不过因为版权问题耽搁了很久。(下转C04版)

 

  ■ 个人成绩单

 

  ★导演或联合导演电影

 

  《黑炮事件》《站直了,别趴下》《埋伏》《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建国大业》等

 

  ★监制或联合监制电影

 

  《大腕》《和你在一起》《周渔的火车》《追风筝的孩子》《投名状》《木乃伊3》《女人不坏》《十月围城》

 

  ★任制作顾问电影

 

  《杀死比尔》

 

 雷拍摄电影《愤怒的小孩》,父亲黄建新当监制,并找来范伟、张嘉译、江珊等明星加盟


黄建新和儿子黄雷(左)合影。

 

  新人崛起

 

  导演的换代是近年最让人惊喜的现象

 

  六十岁人的情感表达和鉴赏方式,跟二十几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反映当今社会真实的价值角度的电影,六十岁的人一定是无法拍的,拍了一定是所有年轻人都说“No,错了!”

 

  新京报:近年青年导演的作品屡创票房奇迹,你怎么看?

 

  黄建新:从2011年的《失恋33天》开始,到去年的《画皮2》《寒战》《泰囧》,新导演的时代来了,这个感觉有点像当年第五代导演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电影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这中间虽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还只是个人的转换,这两年是出现了整体上的转换,这是近年最让我惊喜的一个现象。

 

  很长时间我们都说,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来了,在电影圈都呆了这么久了,现在拍片赚钱的还是这帮人,全球都没这种情况。可能由于中国电影结构问题存在得太久了,其他行业都在改革,唯有电影这块是铁板一块,这就使人才的成长受阻,甚至有的人都没办法去拍。

 

  本来导演换代最好的变化是阶梯式变化,每年出现几个新导演。但可能与我们的教育有关,在某一个时期,我们对电影艺术的过高想象和崇拜,其实是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导致了我们有一二十年是断代的,没有任何变化。而六十岁人的情感表达和鉴赏方式,跟二十几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反映当今社会真实的价值角度的电影,六十岁的人一定是无法拍的,拍了一定是所有年轻人都说“No,错了!”不过类型电影还是可以拍的,比如恐怖片就不受年龄限制。

 

  新京报:但我们的类型片是很匮乏的,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黄建新:我们的电影题材是一点点拓展的,其实外片进来之前我们的题材更窄,后来大家渐渐觉得现有的东西是不够的,所以会有很大的质疑和讨论。但为什么总说我们的类型片匮乏,我觉得这与没有分级制有一定关系,分级是建立类型片的一个基础保证。比如战争片,一定会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暴力,有了分级制就可以不让小孩子看,这其实是具有保护意义的。

 

  这就跟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样,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法呢?以前由于种种误读,干扰到很多对分级制真正意义的判断和衡量。

 

  此外,我们现在的电影复制性太差了,这也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构成类型片。类型片是符合全人类的兴趣点的,所以我们的电影放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就会有点麻烦,这也就造成中国电影的展示平台不平等,有些镜头必须剪掉或修改,这样你的类型就变得模糊。

 

  ■“院线电影”思考

 

  艺术片不适合影院

 

  最近几年我对电影的思考比较多,但一直都没表达,慢慢(思路)开始清晰。什么是院线电影?我一直有个观点,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有一些电影是会退出电影院的,比如艺术片真的不适合电影院。这样的电影一对一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电影多是自己的体会,情绪是不传染的,而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是需要情绪传染的,这也是为什么喜剧、惊悚片总能创下票房奇迹。剩下的就是巨片,因为它满足了观众视觉和听觉领域的想象感。

 

  我们不要再去喊,我们一定要有艺术院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艺术院线渐渐都没了的原因。它不是没人看,但你有个六七十英寸的电视,就会享受到非常好的艺术片的观影体验。像MOMA这样的艺术影院,因为前去观影的多数是电影爱好者和发烧友,所以你的观影感受可能不错,但在MOMA的观影体验跟普通商业影院是不一样的,商业区域的电影院需要经营,就势必要放映那些适合普通观众去观影的电影。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些电影就不存在了,我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电影是有最好的欣赏效果、适合电影院放映的常态。

 

  ■父子合作

 

  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超过两个月

 

  从小我就没带过他(儿子黄雷),跟他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年我母亲去世,在悲痛程度上他超过我,因为他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这让我很有感触。大学毕业后,他说要考研究生,他是学数学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做导演太辛苦,没想到他说,他要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愤怒的小孩》其实是他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也想帮他一次,就决定做这部电影的监制。我对他的要求比与我合作过的所有导演都更加苛刻,让他改了6稿剧本、差不多筹备了两年才开机,连他的同学都说,我们都拍完了,你这老爹在干吗呢?连机都开不了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说,虽然你跟我有父子情谊,但我有我的行业准则,既然做了你的监制,如果你过不了我这道坎儿,就绝对不能开机。

 

  我找了很多业内朋友来帮忙,还给他配备了最好的设备。第一次,我们父子俩呆在一起超过两个月。期间很多电影来找我都被我拒绝了,因为这对我是最重要的,是我当监制这么多年来最满足的一次。

 

  《大众电影》曾约他写《我的爸爸》,他写了一堆都是“我几乎没怎么见过我的父亲”,我看了心里很难受。其实我原本是不太想说父子档这事儿,怕让别人觉得他是靠老爹来完成这部电影的。但是我想,如果能够很坦诚地把我跟儿子这次合作的感受说出来,别人也是会很感动的。

(编辑:爽的娃娃)

 

会员评论 (共2条)

2013-2-7 16:07:36

这儿子长得有点磕碜,没他老爸帅和有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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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0)

2013-2-5 9:27:53

垃圾导演,还在那里摇头晃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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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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